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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装理容编辑:三大豪门主帅下课谁更快?
Lina
衣装理容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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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【文/观察者网郭涵】今天是大年初五,许多中国人还在享受与家人团聚的节日氛围;而在西半球的法国,绵延数月的“黄背心”运动如约开启第九次游行。一如既往地,“黄背心”组织者计划好在巴黎、蒙彼利埃、卡昂、布雷斯特等地游行,而警方则严阵以待。抗议者聚集在巴黎国民议会门前图源:视觉中国巴黎的防暴警察图源:同上不过,在这本该充满着暴力、喧闹与不满的氛围下,却出现了与之格格不入、令中国人会心一笑的一幕——在抗议人群中的舞狮表演:表演者似乎是亚裔,但不清楚身份图自:社交网络截图引发旁人纷纷围观与拍照“法国24”报道,“黄背心”组织者预计当地时间周六(9日)清晨在巴黎凯旋门附近以及另外三处地点集合示威。俄罗斯卫星网透露,已有数千名抗议者走上巴黎街头。法国BFM电视台称,游行开始两小时后,已有10人被逮捕。在蒙彼利埃、里尔、南特、卡昂、布雷斯特、雷恩与洛里昂等地,“黄背心”均有安排游行计划。该运动发言人埃里克·卓埃特(éric Drouet)周三在视频中表示,感受到“越来越多的紧张、恶意与失去耐心”,并表示正在研究一种迫使马克龙辞职且“完全合法”的计划。抗议者拦住警车图自:推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,上周六(2日)全法大约有5.8万人上街游行,相比此前有所减少。但在巴黎,抗议人数却增至1.3万人。“黄背心”组织声称全国有11.6万人加入抗议队伍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地时间2月5日(周二),“黄背心”还首次与左翼工会“法国总工会”携手,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。此前“黄背心”运动一直对法国各工会组织持怀疑态度。对于周二的游行人数,“法国总工会”表示,有30万人在全国示威抗议,在巴黎则有3万人走上街头。其总干事马丁内兹当时也表示,艾菲尔铁塔因罢工而关闭是抗议行动成功的象征,“今天的胜利会带来更多的胜利”。【文/观察者网郭涵】今天是大年初五,许多中国人还在享受与家人团聚的节日氛围;而在西半球的法国,绵延数月的“黄背心”运动如约开启第九次游行。一如既往地,“黄背心”组织者计划好在巴黎、蒙彼利埃、卡昂、布雷斯特等地游行,而警方则严阵以待。抗议者聚集在巴黎国民议会门前图源:视觉中国巴黎的防暴警察图源:同上不过,在这本该充满着暴力、喧闹与不满的氛围下,却出现了与之格格不入、令中国人会心一笑的一幕——在抗议人群中的舞狮表演:表演者似乎是亚裔,但不清楚身份图自:社交网络截图引发旁人纷纷围观与拍照“法国24”报道,“黄背心”组织者预计当地时间周六(9日)清晨在巴黎凯旋门附近以及另外三处地点集合示威。俄罗斯卫星网透露,已有数千名抗议者走上巴黎街头。法国BFM电视台称,游行开始两小时后,已有10人被逮捕。在蒙彼利埃、里尔、南特、卡昂、布雷斯特、雷恩与洛里昂等地,“黄背心”均有安排游行计划。该运动发言人埃里克·卓埃特(éric Drouet)周三在视频中表示,感受到“越来越多的紧张、恶意与失去耐心”,并表示正在研究一种迫使马克龙辞职且“完全合法”的计划。抗议者拦住警车图自:推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,上周六(2日)全法大约有5.8万人上街游行,相比此前有所减少。但在巴黎,抗议人数却增至1.3万人。“黄背心”组织声称全国有11.6万人加入抗议队伍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地时间2月5日(周二),“黄背心”还首次与左翼工会“法国总工会”携手,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。此前“黄背心”运动一直对法国各工会组织持怀疑态度。对于周二的游行人数,“法国总工会”表示,有30万人在全国示威抗议,在巴黎则有3万人走上街头。其总干事马丁内兹当时也表示,艾菲尔铁塔因罢工而关闭是抗议行动成功的象征,“今天的胜利会带来更多的胜利”。【文/观察者网郭涵】今天是大年初五,许多中国人还在享受与家人团聚的节日氛围;而在西半球的法国,绵延数月的“黄背心”运动如约开启第九次游行。一如既往地,“黄背心”组织者计划好在巴黎、蒙彼利埃、卡昂、布雷斯特等地游行,而警方则严阵以待。抗议者聚集在巴黎国民议会门前图源:视觉中国巴黎的防暴警察图源:同上不过,在这本该充满着暴力、喧闹与不满的氛围下,却出现了与之格格不入、令中国人会心一笑的一幕——在抗议人群中的舞狮表演:表演者似乎是亚裔,但不清楚身份图自:社交网络截图引发旁人纷纷围观与拍照“法国24”报道,“黄背心”组织者预计当地时间周六(9日)清晨在巴黎凯旋门附近以及另外三处地点集合示威。俄罗斯卫星网透露,已有数千名抗议者走上巴黎街头。法国BFM电视台称,游行开始两小时后,已有10人被逮捕。在蒙彼利埃、里尔、南特、卡昂、布雷斯特、雷恩与洛里昂等地,“黄背心”均有安排游行计划。该运动发言人埃里克·卓埃特(éric Drouet)周三在视频中表示,感受到“越来越多的紧张、恶意与失去耐心”,并表示正在研究一种迫使马克龙辞职且“完全合法”的计划。抗议者拦住警车图自:推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,上周六(2日)全法大约有5.8万人上街游行,相比此前有所减少。但在巴黎,抗议人数却增至1.3万人。“黄背心”组织声称全国有11.6万人加入抗议队伍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地时间2月5日(周二),“黄背心”还首次与左翼工会“法国总工会”携手,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。此前“黄背心”运动一直对法国各工会组织持怀疑态度。对于周二的游行人数,“法国总工会”表示,有30万人在全国示威抗议,在巴黎则有3万人走上街头。其总干事马丁内兹当时也表示,艾菲尔铁塔因罢工而关闭是抗议行动成功的象征,“今天的胜利会带来更多的胜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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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塔前村,“厕所”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,也是亮点。所有旱厕换成了抽水马桶,很多家庭还镶上瓷砖,配上水盆和花洒。但在此前,旱厕占据村里人大部分记忆。塔前村公厕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文| 新京报记者王双兴编辑|陈晓舒校对|陆爱英?本文约3228字,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2018年是我当记者的第一年,这一年里循着新闻味儿去过些村子,见过不少厕所,很多旱厕的脏臭,让人唯恐避之不及。几个月前我听亲人说,在老家兴隆县,有个名叫“塔前”的村子小有名气:进村就像进城,村子看上去比城里的小区还整洁;去年一年,全村完成“厕所革命”,所有旱厕改成了水冲厕所……因为旱厕改造,我萌生了对塔前村的好奇。春节返乡的第三天,穿越大片大片杨树林,我到了塔前村,村长王长发在村口等我,他带我在村子里绕了一圈。塔前村位于雾灵山脚下,村庄不算太大,716人,218户。王长发介绍,村子脚下是红梅寺遗址,这座建于辽金的正统佛教寺院两旁曾有双塔,村在塔前,得名塔前。纵横的街道几乎没有垃圾,只有一块白色泡沫在风里滑来滑去,王长发弯腰捡起来,塞到路边一米多高的绿色垃圾桶里。这样的垃圾桶,村里有50个。和我同去的朋友也有乡村的成长经历,惊讶于塔前村的整洁,他拍了段小视频发到家族群里,视频中,墙壁上画着墨绿色的迎客松,电线杆上画着粉红色的牵牛花,沥青路笔直,两旁没有停放车辆,它们在道路尽头的停车场里。几秒钟后,群里有人回复:“这小区规划得好,环境也好。”旱厕换马桶:一个河北村庄的“厕所革命”??旱厕记忆小年一过,就到了置办年货的时候,在塔前,几乎每家的厨房里都开始有了猪肘子、肉皮冻、扣碗肉和馅饽饽。2月第一天,农历腊月二十七,是塔前村狗年最后一个集市。水果和点心很早就被摆了出来,小贩的春联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熟食上称,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,坛子里卤好的鸡鸭,在北国的寒冬里显得热气腾腾。隔壁村的老妪也来赶集,到塔前村的公厕里方便。黄色木板搭建成的小房子十余平米,白色水冲蹲便器男女各三个,地板整洁,墙壁上的电暖气显示气温17℃。老妪离开时,重新回到零下10℃的室外,将厚重的棉衣裹紧,自顾自感慨了一句:“上这个厕所不受罪,别处冷啊。”塔前村公厕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在塔前村,“厕所”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,也是亮点。所有旱厕换成了抽水马桶,很多家庭还镶上瓷砖,配上水盆和花洒。但在此前,旱厕占据村里人大部分记忆。村长王长发是“厕所革命”的主导者。他至今记得,1985年,改革开放的潮流渗透进这个北方村庄,和许多打工者一样,他离开故土,到异乡谋生活。他去过北京,回收过垃圾,开过大货车,也操持过理石矿。那些年,王长发和塔前村的连结只有春节,过年时他回到故乡,吃一碗热乎乎的饺子,然后再起程。那个年代,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,但被群山隔绝的塔前村迟缓许多。每年返乡,王长发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情景:马路坑坑洼洼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;炉灰和污水泼得到处都是,柴草乱糟糟堆在路旁;村里的垃圾堆在一起有一两米高,卫生用品也散落其中……“在北京到处干净利落,瞅着舒服,一回家落差特别大,天上地下。”王长发回忆,习惯了城里的马桶,老家的旱厕也变得难以忍受,“有在院里的,有在路边的,有栅栏搭的,有石头垒的,四周用东西一挡,上面放一块石棉瓦,两块木头一个土槽,就是厕所了。冬天冷,夏天臭,苍蝇乱飞。”塔前村的旱厕记忆,和许多村庄一样,夏天,臭气萦绕在几平米的空间内,常常需要燃着蚊香驱散蚊虫;冬天,冷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,灌进衣服里忍不住打颤。有人曾用顺口溜形容:一个坑,两块砖,三尺墙,围四边,捂鼻子,踮脚尖,蚊蝇飞,臭熏天。塔前村村口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一晃十几年,年届不惑的王长发结束北漂,回到塔前村。2002年,他开始担任村长,列在计划清单上的第一项,就是整治村里的卫生。村里的老人不信:“从古至今就是这样,你想把它改变了?你弄不了。”“我能弄。”王长发说。“厕所革命”2018年起,塔前村开始进行旱厕改造,村民将旱厕换成水冲厕所,可以在村里获得4000元的补贴。习惯了使用多年的旱厕,很多人无所谓卫生和环境,认为改不改水冲厕所都一样,王长发就到广播站宣传,把旱厕的弊和水冲厕所的利反复说;也有人偏要当“与众不同”的那一个,最后在王长发的登门劝说下同意了。到了施工时,王长发跳进工地里和工人一起干活。年轻时务过农,打工时住过简易帐篷,他说自己“能吃苦”,“力气不比年轻小伙子小”。但也有人四处刁难。7月,施工队在一个村民家里安装管道,水泥地面掀起来,底下有老鼠盗的洞。“随时弄两铲灰就可以堵上,但是他偏不弄。”恰逢雨季,一天夜里雨水瓢泼,水顺着洞淌进了屋。对方急了,凌晨一两点给王长发打电话,让他过去堵窟窿。赶过去,干活,赶回家,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,王长发“浇得跟落汤鸡似的”。在“厕所革命”前,塔前村先后完成拆除违建、清理街道、安装大门,几乎每次都有三两村民不配合,王长发的办法是从自己家、亲戚家、村干部家入手。当初,老舅家的柴草堆在马路边不肯收拾,王长发拿来打火机,一把点着了,“我老舅拿着铁锨追我。”2018年5月到10月,六个月的时间里,塔前村完成了全部家庭的厕所和污水改造。村里的两个公厕也被改造了,蓝顶的小木屋,两层木板中间做了保温,外加一层防水毛布,里面插上电暖气,最高能达到22℃。“北方冷嘛,最低能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呢,保温做得好就省电,一个月的电费只需要三四百块钱。”王长发说。王长发每天都要到村里的公共厕所检查卫生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村支书和村主任一人兼,如今是王长发在任的第16年、第六届,十几年时间里,塔前村先后修房、修路、建学校、建广场。快要60岁的他眉目严肃,很少笑也很少表露感情,只在回忆起2018年时眯起眼睛:“说没有困难是瞎话,有些事回想起来,恨不得掉眼泪。”光是2018年,塔前村就完成了旱厕和污水改造,修建了路灯、自来水。“难的是保持”在塔前村,一条主路南北延伸,沥青路面,房屋分散在道路两旁,门前是水泥方砖;两个停车场南北各一,可以容纳110辆车,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春节返乡大军。村里有三名专职保洁员,一个负责马路西侧,一个负责马路东侧,另一个负责公厕、小广场、停车场。厕所早中晚打扫三次,街道早晚两次。王长发觉得,建设不难,难的是保持,村委会的五个人被分配了任务,有的负责党建,有的负责财务,剩下的则分管卫生、绿化、路灯和车辆。过年前,村口集市上在售卖对联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王长发管卫生。每天早上,他都会在村子里转上一圈,夏天五点,冬天六点半,有卫生不合格的,就口头提醒;再不合格,就按照《村规民约》,罚款。过去一年,王长发对村子里的变化挺满意,甚至有些骄傲。春天搞绿化时,他从丹东引进了一批树苗,为了保证存活率,要在清晨七点前全部栽种完毕,那天五点,四五十个村民自愿聚到一起,“扛的扛,栽的栽,弄水的弄水,不到七点,210棵全都栽完了。”节能路灯修好的那天,他大半夜跑出去欣赏,夜色下的街道没有垃圾也没有车辆,四下无人,灯光橘黄,王长发掏出手机,连着拍了好几张照片。过完年,王长发计划开始整治村里的河道,然后着手建设后山公园。村子里的环境好了,说不定一些闲置的房屋还可以出租出去,给北京天津的游客用来度假、养老。一切顺利的话,修复红梅寺的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村民王芳(化名)的家就在村口,门前有大片空地,以前天气好时,村民们常在茶余饭后聚在这儿,抽烟、闲聊。一根烟抽完,烟头随手就扔到地上;家里用过的污水,也随手泼到门口马路上。“反正也是脏的,撇(扔)呗,你撇我也撇,形成习惯了,也没人笑话。”她回忆。这些年村子里的卫生环境变好了,人也变得自觉许多,“没有人好意思乱撇烟头,全都放垃圾桶里。”2018年,王芳和家人把旧房子翻盖成了二层小楼,趁着村里搞“厕所革命”的时机,也把原来的旱厕改成了水冲厕所。村民王芳家的厕所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以前的老厕所只有一个简陋的坑,粪便外露,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嗡嗡叫。如今楼上楼下两个厕所都是抽水马桶,干净,没有味道。王芳的爱人喜欢音乐,在二楼的阳台上安了两个音响,每天晚上都要钻进“自制KTV”唱上一会儿;从前,10岁的小孙女“嫌冷,嫌厕所臭”,不愿意从县城的家里回来,现在也开始吵着“回奶奶家”了。她说,坐公交车出门的时候,塔前村经常是车上乘客聊天的主题,“他们说塔前村特别好,干净,感觉别的村的(人)挺羡慕我们村的。”2月1日下午,王长发和爱人开车到县里的女儿家吃晚饭,这位村长如今59岁,他说,过完年就要开始筹划河道整治的事了。在塔前村,“厕所”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,也是亮点。所有旱厕换成了抽水马桶,很多家庭还镶上瓷砖,配上水盆和花洒。但在此前,旱厕占据村里人大部分记忆。塔前村公厕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文| 新京报记者王双兴编辑|陈晓舒校对|陆爱英?本文约3228字,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2018年是我当记者的第一年,这一年里循着新闻味儿去过些村子,见过不少厕所,很多旱厕的脏臭,让人唯恐避之不及。几个月前我听亲人说,在老家兴隆县,有个名叫“塔前”的村子小有名气:进村就像进城,村子看上去比城里的小区还整洁;去年一年,全村完成“厕所革命”,所有旱厕改成了水冲厕所……因为旱厕改造,我萌生了对塔前村的好奇。春节返乡的第三天,穿越大片大片杨树林,我到了塔前村,村长王长发在村口等我,他带我在村子里绕了一圈。塔前村位于雾灵山脚下,村庄不算太大,716人,218户。王长发介绍,村子脚下是红梅寺遗址,这座建于辽金的正统佛教寺院两旁曾有双塔,村在塔前,得名塔前。纵横的街道几乎没有垃圾,只有一块白色泡沫在风里滑来滑去,王长发弯腰捡起来,塞到路边一米多高的绿色垃圾桶里。这样的垃圾桶,村里有50个。和我同去的朋友也有乡村的成长经历,惊讶于塔前村的整洁,他拍了段小视频发到家族群里,视频中,墙壁上画着墨绿色的迎客松,电线杆上画着粉红色的牵牛花,沥青路笔直,两旁没有停放车辆,它们在道路尽头的停车场里。几秒钟后,群里有人回复:“这小区规划得好,环境也好。”旱厕换马桶:一个河北村庄的“厕所革命”??旱厕记忆小年一过,就到了置办年货的时候,在塔前,几乎每家的厨房里都开始有了猪肘子、肉皮冻、扣碗肉和馅饽饽。2月第一天,农历腊月二十七,是塔前村狗年最后一个集市。水果和点心很早就被摆了出来,小贩的春联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熟食上称,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,坛子里卤好的鸡鸭,在北国的寒冬里显得热气腾腾。隔壁村的老妪也来赶集,到塔前村的公厕里方便。黄色木板搭建成的小房子十余平米,白色水冲蹲便器男女各三个,地板整洁,墙壁上的电暖气显示气温17℃。老妪离开时,重新回到零下10℃的室外,将厚重的棉衣裹紧,自顾自感慨了一句:“上这个厕所不受罪,别处冷啊。”塔前村公厕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在塔前村,“厕所”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,也是亮点。所有旱厕换成了抽水马桶,很多家庭还镶上瓷砖,配上水盆和花洒。但在此前,旱厕占据村里人大部分记忆。村长王长发是“厕所革命”的主导者。他至今记得,1985年,改革开放的潮流渗透进这个北方村庄,和许多打工者一样,他离开故土,到异乡谋生活。他去过北京,回收过垃圾,开过大货车,也操持过理石矿。那些年,王长发和塔前村的连结只有春节,过年时他回到故乡,吃一碗热乎乎的饺子,然后再起程。那个年代,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,但被群山隔绝的塔前村迟缓许多。每年返乡,王长发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情景:马路坑坑洼洼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;炉灰和污水泼得到处都是,柴草乱糟糟堆在路旁;村里的垃圾堆在一起有一两米高,卫生用品也散落其中……“在北京到处干净利落,瞅着舒服,一回家落差特别大,天上地下。”王长发回忆,习惯了城里的马桶,老家的旱厕也变得难以忍受,“有在院里的,有在路边的,有栅栏搭的,有石头垒的,四周用东西一挡,上面放一块石棉瓦,两块木头一个土槽,就是厕所了。冬天冷,夏天臭,苍蝇乱飞。”塔前村的旱厕记忆,和许多村庄一样,夏天,臭气萦绕在几平米的空间内,常常需要燃着蚊香驱散蚊虫;冬天,冷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,灌进衣服里忍不住打颤。有人曾用顺口溜形容:一个坑,两块砖,三尺墙,围四边,捂鼻子,踮脚尖,蚊蝇飞,臭熏天。塔前村村口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一晃十几年,年届不惑的王长发结束北漂,回到塔前村。2002年,他开始担任村长,列在计划清单上的第一项,就是整治村里的卫生。村里的老人不信:“从古至今就是这样,你想把它改变了?你弄不了。”“我能弄。”王长发说。“厕所革命”2018年起,塔前村开始进行旱厕改造,村民将旱厕换成水冲厕所,可以在村里获得4000元的补贴。习惯了使用多年的旱厕,很多人无所谓卫生和环境,认为改不改水冲厕所都一样,王长发就到广播站宣传,把旱厕的弊和水冲厕所的利反复说;也有人偏要当“与众不同”的那一个,最后在王长发的登门劝说下同意了。到了施工时,王长发跳进工地里和工人一起干活。年轻时务过农,打工时住过简易帐篷,他说自己“能吃苦”,“力气不比年轻小伙子小”。但也有人四处刁难。7月,施工队在一个村民家里安装管道,水泥地面掀起来,底下有老鼠盗的洞。“随时弄两铲灰就可以堵上,但是他偏不弄。”恰逢雨季,一天夜里雨水瓢泼,水顺着洞淌进了屋。对方急了,凌晨一两点给王长发打电话,让他过去堵窟窿。赶过去,干活,赶回家,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,王长发“浇得跟落汤鸡似的”。在“厕所革命”前,塔前村先后完成拆除违建、清理街道、安装大门,几乎每次都有三两村民不配合,王长发的办法是从自己家、亲戚家、村干部家入手。当初,老舅家的柴草堆在马路边不肯收拾,王长发拿来打火机,一把点着了,“我老舅拿着铁锨追我。”2018年5月到10月,六个月的时间里,塔前村完成了全部家庭的厕所和污水改造。村里的两个公厕也被改造了,蓝顶的小木屋,两层木板中间做了保温,外加一层防水毛布,里面插上电暖气,最高能达到22℃。“北方冷嘛,最低能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呢,保温做得好就省电,一个月的电费只需要三四百块钱。”王长发说。王长发每天都要到村里的公共厕所检查卫生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村支书和村主任一人兼,如今是王长发在任的第16年、第六届,十几年时间里,塔前村先后修房、修路、建学校、建广场。快要60岁的他眉目严肃,很少笑也很少表露感情,只在回忆起2018年时眯起眼睛:“说没有困难是瞎话,有些事回想起来,恨不得掉眼泪。”光是2018年,塔前村就完成了旱厕和污水改造,修建了路灯、自来水。“难的是保持”在塔前村,一条主路南北延伸,沥青路面,房屋分散在道路两旁,门前是水泥方砖;两个停车场南北各一,可以容纳110辆车,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春节返乡大军。村里有三名专职保洁员,一个负责马路西侧,一个负责马路东侧,另一个负责公厕、小广场、停车场。厕所早中晚打扫三次,街道早晚两次。王长发觉得,建设不难,难的是保持,村委会的五个人被分配了任务,有的负责党建,有的负责财务,剩下的则分管卫生、绿化、路灯和车辆。过年前,村口集市上在售卖对联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王长发管卫生。每天早上,他都会在村子里转上一圈,夏天五点,冬天六点半,有卫生不合格的,就口头提醒;再不合格,就按照《村规民约》,罚款。过去一年,王长发对村子里的变化挺满意,甚至有些骄傲。春天搞绿化时,他从丹东引进了一批树苗,为了保证存活率,要在清晨七点前全部栽种完毕,那天五点,四五十个村民自愿聚到一起,“扛的扛,栽的栽,弄水的弄水,不到七点,210棵全都栽完了。”节能路灯修好的那天,他大半夜跑出去欣赏,夜色下的街道没有垃圾也没有车辆,四下无人,灯光橘黄,王长发掏出手机,连着拍了好几张照片。过完年,王长发计划开始整治村里的河道,然后着手建设后山公园。村子里的环境好了,说不定一些闲置的房屋还可以出租出去,给北京天津的游客用来度假、养老。一切顺利的话,修复红梅寺的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村民王芳(化名)的家就在村口,门前有大片空地,以前天气好时,村民们常在茶余饭后聚在这儿,抽烟、闲聊。一根烟抽完,烟头随手就扔到地上;家里用过的污水,也随手泼到门口马路上。“反正也是脏的,撇(扔)呗,你撇我也撇,形成习惯了,也没人笑话。”她回忆。这些年村子里的卫生环境变好了,人也变得自觉许多,“没有人好意思乱撇烟头,全都放垃圾桶里。”2018年,王芳和家人把旧房子翻盖成了二层小楼,趁着村里搞“厕所革命”的时机,也把原来的旱厕改成了水冲厕所。村民王芳家的厕所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以前的老厕所只有一个简陋的坑,粪便外露,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嗡嗡叫。如今楼上楼下两个厕所都是抽水马桶,干净,没有味道。王芳的爱人喜欢音乐,在二楼的阳台上安了两个音响,每天晚上都要钻进“自制KTV”唱上一会儿;从前,10岁的小孙女“嫌冷,嫌厕所臭”,不愿意从县城的家里回来,现在也开始吵着“回奶奶家”了。她说,坐公交车出门的时候,塔前村经常是车上乘客聊天的主题,“他们说塔前村特别好,干净,感觉别的村的(人)挺羡慕我们村的。”2月1日下午,王长发和爱人开车到县里的女儿家吃晚饭,这位村长如今59岁,他说,过完年就要开始筹划河道整治的事了。在塔前村,“厕所”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,也是亮点。所有旱厕换成了抽水马桶,很多家庭还镶上瓷砖,配上水盆和花洒。但在此前,旱厕占据村里人大部分记忆。塔前村公厕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文| 新京报记者王双兴编辑|陈晓舒校对|陆爱英?本文约3228字,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2018年是我当记者的第一年,这一年里循着新闻味儿去过些村子,见过不少厕所,很多旱厕的脏臭,让人唯恐避之不及。几个月前我听亲人说,在老家兴隆县,有个名叫“塔前”的村子小有名气:进村就像进城,村子看上去比城里的小区还整洁;去年一年,全村完成“厕所革命”,所有旱厕改成了水冲厕所……因为旱厕改造,我萌生了对塔前村的好奇。春节返乡的第三天,穿越大片大片杨树林,我到了塔前村,村长王长发在村口等我,他带我在村子里绕了一圈。塔前村位于雾灵山脚下,村庄不算太大,716人,218户。王长发介绍,村子脚下是红梅寺遗址,这座建于辽金的正统佛教寺院两旁曾有双塔,村在塔前,得名塔前。纵横的街道几乎没有垃圾,只有一块白色泡沫在风里滑来滑去,王长发弯腰捡起来,塞到路边一米多高的绿色垃圾桶里。这样的垃圾桶,村里有50个。和我同去的朋友也有乡村的成长经历,惊讶于塔前村的整洁,他拍了段小视频发到家族群里,视频中,墙壁上画着墨绿色的迎客松,电线杆上画着粉红色的牵牛花,沥青路笔直,两旁没有停放车辆,它们在道路尽头的停车场里。几秒钟后,群里有人回复:“这小区规划得好,环境也好。”旱厕换马桶:一个河北村庄的“厕所革命”??旱厕记忆小年一过,就到了置办年货的时候,在塔前,几乎每家的厨房里都开始有了猪肘子、肉皮冻、扣碗肉和馅饽饽。2月第一天,农历腊月二十七,是塔前村狗年最后一个集市。水果和点心很早就被摆了出来,小贩的春联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熟食上称,老人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零钱,坛子里卤好的鸡鸭,在北国的寒冬里显得热气腾腾。隔壁村的老妪也来赶集,到塔前村的公厕里方便。黄色木板搭建成的小房子十余平米,白色水冲蹲便器男女各三个,地板整洁,墙壁上的电暖气显示气温17℃。老妪离开时,重新回到零下10℃的室外,将厚重的棉衣裹紧,自顾自感慨了一句:“上这个厕所不受罪,别处冷啊。”塔前村公厕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在塔前村,“厕所”是过去一年的关键词,也是亮点。所有旱厕换成了抽水马桶,很多家庭还镶上瓷砖,配上水盆和花洒。但在此前,旱厕占据村里人大部分记忆。村长王长发是“厕所革命”的主导者。他至今记得,1985年,改革开放的潮流渗透进这个北方村庄,和许多打工者一样,他离开故土,到异乡谋生活。他去过北京,回收过垃圾,开过大货车,也操持过理石矿。那些年,王长发和塔前村的连结只有春节,过年时他回到故乡,吃一碗热乎乎的饺子,然后再起程。那个年代,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,但被群山隔绝的塔前村迟缓许多。每年返乡,王长发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情景:马路坑坑洼洼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;炉灰和污水泼得到处都是,柴草乱糟糟堆在路旁;村里的垃圾堆在一起有一两米高,卫生用品也散落其中……“在北京到处干净利落,瞅着舒服,一回家落差特别大,天上地下。”王长发回忆,习惯了城里的马桶,老家的旱厕也变得难以忍受,“有在院里的,有在路边的,有栅栏搭的,有石头垒的,四周用东西一挡,上面放一块石棉瓦,两块木头一个土槽,就是厕所了。冬天冷,夏天臭,苍蝇乱飞。”塔前村的旱厕记忆,和许多村庄一样,夏天,臭气萦绕在几平米的空间内,常常需要燃着蚊香驱散蚊虫;冬天,冷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,灌进衣服里忍不住打颤。有人曾用顺口溜形容:一个坑,两块砖,三尺墙,围四边,捂鼻子,踮脚尖,蚊蝇飞,臭熏天。塔前村村口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一晃十几年,年届不惑的王长发结束北漂,回到塔前村。2002年,他开始担任村长,列在计划清单上的第一项,就是整治村里的卫生。村里的老人不信:“从古至今就是这样,你想把它改变了?你弄不了。”“我能弄。”王长发说。“厕所革命”2018年起,塔前村开始进行旱厕改造,村民将旱厕换成水冲厕所,可以在村里获得4000元的补贴。习惯了使用多年的旱厕,很多人无所谓卫生和环境,认为改不改水冲厕所都一样,王长发就到广播站宣传,把旱厕的弊和水冲厕所的利反复说;也有人偏要当“与众不同”的那一个,最后在王长发的登门劝说下同意了。到了施工时,王长发跳进工地里和工人一起干活。年轻时务过农,打工时住过简易帐篷,他说自己“能吃苦”,“力气不比年轻小伙子小”。但也有人四处刁难。7月,施工队在一个村民家里安装管道,水泥地面掀起来,底下有老鼠盗的洞。“随时弄两铲灰就可以堵上,但是他偏不弄。”恰逢雨季,一天夜里雨水瓢泼,水顺着洞淌进了屋。对方急了,凌晨一两点给王长发打电话,让他过去堵窟窿。赶过去,干活,赶回家,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,王长发“浇得跟落汤鸡似的”。在“厕所革命”前,塔前村先后完成拆除违建、清理街道、安装大门,几乎每次都有三两村民不配合,王长发的办法是从自己家、亲戚家、村干部家入手。当初,老舅家的柴草堆在马路边不肯收拾,王长发拿来打火机,一把点着了,“我老舅拿着铁锨追我。”2018年5月到10月,六个月的时间里,塔前村完成了全部家庭的厕所和污水改造。村里的两个公厕也被改造了,蓝顶的小木屋,两层木板中间做了保温,外加一层防水毛布,里面插上电暖气,最高能达到22℃。“北方冷嘛,最低能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呢,保温做得好就省电,一个月的电费只需要三四百块钱。”王长发说。王长发每天都要到村里的公共厕所检查卫生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村支书和村主任一人兼,如今是王长发在任的第16年、第六届,十几年时间里,塔前村先后修房、修路、建学校、建广场。快要60岁的他眉目严肃,很少笑也很少表露感情,只在回忆起2018年时眯起眼睛:“说没有困难是瞎话,有些事回想起来,恨不得掉眼泪。”光是2018年,塔前村就完成了旱厕和污水改造,修建了路灯、自来水。“难的是保持”在塔前村,一条主路南北延伸,沥青路面,房屋分散在道路两旁,门前是水泥方砖;两个停车场南北各一,可以容纳110辆车,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春节返乡大军。村里有三名专职保洁员,一个负责马路西侧,一个负责马路东侧,另一个负责公厕、小广场、停车场。厕所早中晚打扫三次,街道早晚两次。王长发觉得,建设不难,难的是保持,村委会的五个人被分配了任务,有的负责党建,有的负责财务,剩下的则分管卫生、绿化、路灯和车辆。过年前,村口集市上在售卖对联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王长发管卫生。每天早上,他都会在村子里转上一圈,夏天五点,冬天六点半,有卫生不合格的,就口头提醒;再不合格,就按照《村规民约》,罚款。过去一年,王长发对村子里的变化挺满意,甚至有些骄傲。春天搞绿化时,他从丹东引进了一批树苗,为了保证存活率,要在清晨七点前全部栽种完毕,那天五点,四五十个村民自愿聚到一起,“扛的扛,栽的栽,弄水的弄水,不到七点,210棵全都栽完了。”节能路灯修好的那天,他大半夜跑出去欣赏,夜色下的街道没有垃圾也没有车辆,四下无人,灯光橘黄,王长发掏出手机,连着拍了好几张照片。过完年,王长发计划开始整治村里的河道,然后着手建设后山公园。村子里的环境好了,说不定一些闲置的房屋还可以出租出去,给北京天津的游客用来度假、养老。一切顺利的话,修复红梅寺的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村民王芳(化名)的家就在村口,门前有大片空地,以前天气好时,村民们常在茶余饭后聚在这儿,抽烟、闲聊。一根烟抽完,烟头随手就扔到地上;家里用过的污水,也随手泼到门口马路上。“反正也是脏的,撇(扔)呗,你撇我也撇,形成习惯了,也没人笑话。”她回忆。这些年村子里的卫生环境变好了,人也变得自觉许多,“没有人好意思乱撇烟头,全都放垃圾桶里。”2018年,王芳和家人把旧房子翻盖成了二层小楼,趁着村里搞“厕所革命”的时机,也把原来的旱厕改成了水冲厕所。村民王芳家的厕所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以前的老厕所只有一个简陋的坑,粪便外露,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嗡嗡叫。如今楼上楼下两个厕所都是抽水马桶,干净,没有味道。王芳的爱人喜欢音乐,在二楼的阳台上安了两个音响,每天晚上都要钻进“自制KTV”唱上一会儿;从前,10岁的小孙女“嫌冷,嫌厕所臭”,不愿意从县城的家里回来,现在也开始吵着“回奶奶家”了。她说,坐公交车出门的时候,塔前村经常是车上乘客聊天的主题,“他们说塔前村特别好,干净,感觉别的村的(人)挺羡慕我们村的。”2月1日下午,王长发和爱人开车到县里的女儿家吃晚饭,这位村长如今59岁,他说,过完年就要开始筹划河道整治的事了。

2018年,表姑杨冰(化名)在她装修的店里。受访者供图我的远方表姑——杨冰(化名),在广州当室内设计师,年过40,未婚。今年过年前,这是我对她仅有的印象。从小到大,我与这位表姑见面的次数寥寥。只有在过年回老家、参加家族聚会时,才有机会见到她。我们的老家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县城,群山环绕,交通闭塞。留守县城的人们大多早早成了家,尤其是女性,如果过了25岁还没结婚,免不了被人家指指点点,贴上“剩女”的标签。我今年23岁,刚大学毕业。回家后,亲戚们已经开始在饭桌上讨论我的感情问题,催我找男朋友。我突然想起了这位表姑。我开始好奇,年过40的她是怎么应对“逼婚”的?这么多年,她为什么不结婚?是没遇到合适的人?还是坚守独身主义?被催婚的日常大年初二,家族聚会,定在江边的一家酒店。临近开席时,表姑开着一辆白色宝马出现了。车是她五年前买的,花了近四十万。买车后,表姑每次都自驾从三百公里外的广州回家。表姑身材瘦。?谭⑵攵,穿墨绿色的外套、深蓝色牛仔裤和粉色运动鞋。一副红框窄边的眼镜戴了好多年,整个人看上去斯文内向,说话的语速却很快。落座后,表姑简单地跟亲戚们打了一圈招呼,便开始埋头看手机,不再参与他们的话题。大年初二,来参加聚会的表姑(右一)正在逗晚辈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“能聊什么呢?无非就是问我有没有对象、打算什么时候结婚”,见众人吃得差不多了,表姑第一个离席,对跟在她身后的我说。从二十岁起,表姑就开始面临这样的“拷问”,二十年过去,她已经习惯了用最老套的话术来应付:“还没遇上合适的,遇到了一定结”。外人好打发,父母却不好对付。表姑的父母——我的三爷爷、三奶奶都已年近七旬,小儿子早早地完成了结婚、生子、生二胎的任务,大女儿的婚事是压在他们心上最重的那块石头。一开始,他们也没太着急,想着女儿在大城市工作,大城市里的人都晚婚晚育,30再结也来得及。没想到一晃眼,女儿已经年过40了。三奶奶尤其发愁,不管走到哪儿,别人首先过问的必定是女儿的感情问题。她不知道怎么回答,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催表姑,催得急了,表姑脾气也上来了,要么凶回去,要么撂电话。三奶奶想,要是实在不行就让女儿去相亲。这些年,亲戚朋友陆续给表姑介绍过几个人,表姑也和他们见了面,都没看上。“我其实不抵触相亲,有合适的也可以”,表姑告诉我,别人介绍的对象大多都在广西工作,有的在桂林,有的在南宁,还有的就在老家县城,“可我不想回来定居,不想生活在熟人社会里。”只身一人2000年,表姑从省内的一所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,先在隔壁县的一家装修公司工作了两个月,又听父母的话,回了老家当公务员。可表姑过得很不开心。她的工作机械而琐碎,每天都在填表、整理文件。办公室里年纪大的女同事也常端着茶杯,扯些家长里短,碰上她们,表姑总是点点头就走。久而久之,同事们开始在背后议论表姑,说她“性情古怪”、“不好相处”。表姑年轻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表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,她还是想去干自己的老本行,“年轻时不说胸怀大志,但总归是想做一番事业的”。当时,室内设计在家乡,乃至整个广西都不算成熟的产业,想去好的公司,只有去广东。2002年,揣着三奶奶给的800块钱,表姑只身一人到了广州,进了一家知名设计公司,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男朋友李源(化名)。做设计耗费心神,闲暇时,表姑喜欢看科幻电影,上“西祠胡同”看影评,在论坛里她和李源相遇了。李源是个文艺有趣的人,和表姑对电影的喜好也一致,在网上聊了几个星期,两人见面并确立了关系。但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太久,俩人在一起没几个月,表姑发现,李源是个花心的人,和她在一起的同时也在勾搭其他女生,表姑立马儿提出了分手。和李源分手后,表姑开始渴望过一种独立、自由的生活。她从原先的公司离职了,成为了一名独立设计师,靠朋友推荐客户,什么单都接,设计过别墅、美容院和写字楼,有了体面的收入。可独立设计师的生活并没有表姑想象得那么轻松,尤其是女性设计师。在公司时,表姑只用做设计,自己单干的话,从预算、测量、设计再到施工都得由表姑管。一次,表姑在装修一家美容院时,结算后,工人突然提出要多收钱。表姑本打算置之不理,没想到工人直接找到了她家,三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堵在门口,不让她出门。表姑吓得浑身发抖,不知道向谁求助,只好报了警。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,说这是普通的民事纠纷,他们没法干涉太多,让表姑先离开,不准工人跟着她。从派出所出来,表姑立马儿换了手机号,没过几天就搬了家。“那种时候真的很无助,很渴望能有个人来分担。”“婚姻不是必经的过程”表姑告诉我,对于爱情,她一直都是渴望的。但因为工作都是自己独立完成,没有同事,表姑的社交圈很窄,除了客户,几乎认识不了新的朋友。脱单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2008年,表姑30岁,身边的人陆续都结婚了。单身五六年的表姑也坐不住了,她在某婚恋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,填好基本信息和照片后,在择偶要求那栏写了六个字:“三观正、人品好”,对对方的职业、收入都不介意。表姑的征友信息吸引了不少人给她发私信,仔细筛选后,她连着见了五六个,有的是公务员,有的是生意人,还有的是同行,都没有满意的。直到碰上张天(化名)。张天在省公安厅工作,个头很高。第一次见时,张天开车去表姑家楼下,接她去吃粤菜,“一见面就有感觉”。表姑对张天有了期待,她甚至开始幻想,将来跟这个人结婚,会过上怎样的生活?要怎么装修二人的新房?有了小孩,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?但相处久了,张天却觉得表姑生活和工作状态都不够“好”,不适合和他组成家庭,“他说我个性太强、不安定”。做独立设计师的收入不稳定,有时一整年都在干活儿,有时连着好几个月都接不到单。忙的时候焦头烂额,闲的时候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。那时,表姑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深夜完成工作后,她喜欢穿着拖鞋、去电影院看夜场电影,再到烧烤摊点一份烤茄子、两瓶啤酒,喝到微醺,整个人都飘乎乎的,回家倒头大睡。一次,表姑和张天因为琐事大吵一架,气急之下,表姑提了“分手”,张天立马儿同意了。这段恋爱又没撑过半年。后来,表姑也有很接近婚姻的时刻。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在南宁工作,追了她很多年,表白过无数次。一天,他打电话给表姑,说,“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,但只有结了婚才能分到”。表姑明白,这是一次求婚。可她选择用沉默回应,对方只好悻悻地挂了电话。“其实,他如果能到广州来亲口对我说,指不定我会考虑答应”。表姑说,她想要的是一份勇敢的、确定的感情。在外漂泊多年,表姑单身的日子占了大多数。三奶奶怕表姑一个人打拼会太累,无数次劝表姑回广西来,就算不结婚,也有亲朋好友能依靠。表姑自然是不愿意的。在广州,表姑的身边有不少像她一样,年过40、依然单身的女性,她不会被视作“异类”,也没有人会天天催她结婚。她们每周聚一两次,一起吃饭、喝酒、唱歌,潇洒又快活。闲暇时,表姑喜欢和朋友去喝酒。受访者供图少女时代的表姑,喜欢张爱玲,读遍了她的所有小说。《倾城之恋》里,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让表姑沉迷。而随着年岁渐长,表姑渐渐明白,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本质上是苍凉时代背景下的悲剧,他们的婚姻是对世俗的妥协。表姑不愿意妥协。她期待爱情的降临,也做好了独自度过一生的准备。“婚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,但对现在的我来说,不是必经的过程”。至于“大龄剩女”的标签,表姑早已不在意。“别人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,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了。”如今的表姑,收入充裕,生活富足。工作之余,表姑会去白云山爬山、去郊区徒步。从去年开始,她还加入了一个义工组织,每周开车拉一堆生活物资,分发给荔湾区的流浪汉们。大年初四,表姑踏上了返回广州的路程。过阵子,她想自驾去云南,看看洱海,喂喂白鸽。听说,云南是个浪漫的地方,表姑期待能在那里遇上新的人、新的事。文|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2018年,表姑杨冰(化名)在她装修的店里。受访者供图我的远方表姑——杨冰(化名),在广州当室内设计师,年过40,未婚。今年过年前,这是我对她仅有的印象。从小到大,我与这位表姑见面的次数寥寥。只有在过年回老家、参加家族聚会时,才有机会见到她。我们的老家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县城,群山环绕,交通闭塞。留守县城的人们大多早早成了家,尤其是女性,如果过了25岁还没结婚,免不了被人家指指点点,贴上“剩女”的标签。我今年23岁,刚大学毕业。回家后,亲戚们已经开始在饭桌上讨论我的感情问题,催我找男朋友。我突然想起了这位表姑。我开始好奇,年过40的她是怎么应对“逼婚”的?这么多年,她为什么不结婚?是没遇到合适的人?还是坚守独身主义?被催婚的日常大年初二,家族聚会,定在江边的一家酒店。临近开席时,表姑开着一辆白色宝马出现了。车是她五年前买的,花了近四十万。买车后,表姑每次都自驾从三百公里外的广州回家。表姑身材瘦小,短发齐耳,穿墨绿色的外套、深蓝色牛仔裤和粉色运动鞋。一副红框窄边的眼镜戴了好多年,整个人看上去斯文内向,说话的语速却很快。落座后,表姑简单地跟亲戚们打了一圈招呼,便开始埋头看手机,不再参与他们的话题。大年初二,来参加聚会的表姑(右一)正在逗晚辈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“能聊什么呢?无非就是问我有没有对象、打算什么时候结婚”,见众人吃得差不多了,表姑第一个离席,对跟在她身后的我说。从二十岁起,表姑就开始面临这样的“拷问”,二十年过去,她已经习惯了用最老套的话术来应付:“还没遇上合适的,遇到了一定结”。外人好打发,父母却不好对付。表姑的父母——我的三爷爷、三奶奶都已年近七旬,小儿子早早地完成了结婚、生子、生二胎的任务,大女儿的婚事是压在他们心上最重的那块石头。一开始,他们也没太着急,想着女儿在大城市工作,大城市里的人都晚婚晚育,30再结也来得及。没想到一晃眼,女儿已经年过40了。三奶奶尤其发愁,不管走到哪儿,别人首先过问的必定是女儿的感情问题。她不知道怎么回答,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催表姑,催得急了,表姑脾气也上来了,要么凶回去,要么撂电话。三奶奶想,要是实在不行就让女儿去相亲。这些年,亲戚朋友陆续给表姑介绍过几个人,表姑也和他们见了面,都没看上。“我其实不抵触相亲,有合适的也可以”,表姑告诉我,别人介绍的对象大多都在广西工作,有的在桂林,有的在南宁,还有的就在老家县城,“可我不想回来定居,不想生活在熟人社会里。”只身一人2000年,表姑从省内的一所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,先在隔壁县的一家装修公司工作了两个月,又听父母的话,回了老家当公务员。可表姑过得很不开心。她的工作机械而琐碎,每天都在填表、整理文件。办公室里年纪大的女同事也常端着茶杯,扯些家长里短,碰上她们,表姑总是点点头就走。久而久之,同事们开始在背后议论表姑,说她“性情古怪”、“不好相处”。表姑年轻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表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,她还是想去干自己的老本行,“年轻时不说胸怀大志,但总归是想做一番事业的”。当时,室内设计在家乡,乃至整个广西都不算成熟的产业,想去好的公司,只有去广东。2002年,揣着三奶奶给的800块钱,表姑只身一人到了广州,进了一家知名设计公司,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男朋友李源(化名)。做设计耗费心神,闲暇时,表姑喜欢看科幻电影,上“西祠胡同”看影评,在论坛里她和李源相遇了。李源是个文艺有趣的人,和表姑对电影的喜好也一致,在网上聊了几个星期,两人见面并确立了关系。但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太久,俩人在一起没几个月,表姑发现,李源是个花心的人,和她在一起的同时也在勾搭其他女生,表姑立马儿提出了分手。和李源分手后,表姑开始渴望过一种独立、自由的生活。她从原先的公司离职了,成为了一名独立设计师,靠朋友推荐客户,什么单都接,设计过别墅、美容院和写字楼,有了体面的收入。可独立设计师的生活并没有表姑想象得那么轻松,尤其是女性设计师。在公司时,表姑只用做设计,自己单干的话,从预算、测量、设计再到施工都得由表姑管。一次,表姑在装修一家美容院时,结算后,工人突然提出要多收钱。表姑本打算置之不理,没想到工人直接找到了她家,三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堵在门口,不让她出门。表姑吓得浑身发抖,不知道向谁求助,只好报了警。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,说这是普通的民事纠纷,他们没法干涉太多,让表姑先离开,不准工人跟着她。从派出所出来,表姑立马儿换了手机号,没过几天就搬了家。“那种时候真的很无助,很渴望能有个人来分担。”“婚姻不是必经的过程”表姑告诉我,对于爱情,她一直都是渴望的。但因为工作都是自己独立完成,没有同事,表姑的社交圈很窄,除了客户,几乎认识不了新的朋友。脱单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2008年,表姑30岁,身边的人陆续都结婚了。单身五六年的表姑也坐不住了,她在某婚恋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,填好基本信息和照片后,在择偶要求那栏写了六个字:“三观正、人品好”,对对方的职业、收入都不介意。表姑的征友信息吸引了不少人给她发私信,仔细筛选后,她连着见了五六个,有的是公务员,有的是生意人,还有的是同行,都没有满意的。直到碰上张天(化名)。张天在省公安厅工作,个头很高。第一次见时,张天开车去表姑家楼下,接她去吃粤菜,“一见面就有感觉”。表姑对张天有了期待,她甚至开始幻想,将来跟这个人结婚,会过上怎样的生活?要怎么装修二人的新房?有了小孩,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?但相处久了,张天却觉得表姑生活和工作状态都不够“好”,不适合和他组成家庭,“他说我个性太强、不安定”。做独立设计师的收入不稳定,有时一整年都在干活儿,有时连着好几个月都接不到单。忙的时候焦头烂额,闲的时候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。那时,表姑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深夜完成工作后,她喜欢穿着拖鞋、去电影院看夜场电影,再到烧烤摊点一份烤茄子、两瓶啤酒,喝到微醺,整个人都飘乎乎的,回家倒头大睡。一次,表姑和张天因为琐事大吵一架,气急之下,表姑提了“分手”,张天立马儿同意了。这段恋爱又没撑过半年。后来,表姑也有很接近婚姻的时刻。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在南宁工作,追了她很多年,表白过无数次。一天,他打电话给表姑,说,“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,但只有结了婚才能分到”。表姑明白,这是一次求婚。可她选择用沉默回应,对方只好悻悻地挂了电话。“其实,他如果能到广州来亲口对我说,指不定我会考虑答应”。表姑说,她想要的是一份勇敢的、确定的感情。在外漂泊多年,表姑单身的日子占了大多数。三奶奶怕表姑一个人打拼会太累,无数次劝表姑回广西来,就算不结婚,也有亲朋好友能依靠。表姑自然是不愿意的。在广州,表姑的身边有不少像她一样,年过40、依然单身的女性,她不会被视作“异类”,也没有人会天天催她结婚。她们每周聚一两次,一起吃饭、喝酒、唱歌,潇洒又快活。闲暇时,表姑喜欢和朋友去喝酒。受访者供图少女时代的表姑,喜欢张爱玲,读遍了她的所有小说。《倾城之恋》里,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让表姑沉迷。而随着年岁渐长,表姑渐渐明白,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本质上是苍凉时代背景下的悲剧,他们的婚姻是对世俗的妥协。表姑不愿意妥协。她期待爱情的降临,也做好了独自度过一生的准备。“婚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,但对现在的我来说,不是必经的过程”。至于“大龄剩女”的标签,表姑早已不在意。“别人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,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了。”如今的表姑,收入充裕,生活富足。工作之余,表姑会去白云山爬山、去郊区徒步。从去年开始,她还加入了一个义工组织,每周开车拉一堆生活物资,分发给荔湾区的流浪汉们。大年初四,表姑踏上了返回广州的路程。过阵子,她想自驾去云南,看看洱海,喂喂白鸽。听说,云南是个浪漫的地方,表姑期待能在那里遇上新的人、新的事。文|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2018年,表姑杨冰(化名)在她装修的店里。受访者供图我的远方表姑——杨冰(化名),在广州当室内设计师,年过40,未婚。今年过年前,这是我对她仅有的印象。从小到大,我与这位表姑见面的次数寥寥。只有在过年回老家、参加家族聚会时,才有机会见到她。我们的老家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县城,群山环绕,交通闭塞。留守县城的人们大多早早成了家,尤其是女性,如果过了25岁还没结婚,免不了被人家指指点点,贴上“剩女”的标签。我今年23岁,刚大学毕业。回家后,亲戚们已经开始在饭桌上讨论我的感情问题,催我找男朋友。我突然想起了这位表姑。我开始好奇,年过40的她是怎么应对“逼婚”的?这么多年,她为什么不结婚?是没遇到合适的人?还是坚守独身主义?被催婚的日常大年初二,家族聚会,定在江边的一家酒店。临近开席时,表姑开着一辆白色宝马出现了。车是她五年前买的,花了近四十万。买车后,表姑每次都自驾从三百公里外的广州回家。表姑身材瘦。?谭⑵攵,穿墨绿色的外套、深蓝色牛仔裤和粉色运动鞋。一副红框窄边的眼镜戴了好多年,整个人看上去斯文内向,说话的语速却很快。落座后,表姑简单地跟亲戚们打了一圈招呼,便开始埋头看手机,不再参与他们的话题。大年初二,来参加聚会的表姑(右一)正在逗晚辈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摄“能聊什么呢?无非就是问我有没有对象、打算什么时候结婚”,见众人吃得差不多了,表姑第一个离席,对跟在她身后的我说。从二十岁起,表姑就开始面临这样的“拷问”,二十年过去,她已经习惯了用最老套的话术来应付:“还没遇上合适的,遇到了一定结”。外人好打发,父母却不好对付。表姑的父母——我的三爷爷、三奶奶都已年近七旬,小儿子早早地完成了结婚、生子、生二胎的任务,大女儿的婚事是压在他们心上最重的那块石头。一开始,他们也没太着急,想着女儿在大城市工作,大城市里的人都晚婚晚育,30再结也来得及。没想到一晃眼,女儿已经年过40了。三奶奶尤其发愁,不管走到哪儿,别人首先过问的必定是女儿的感情问题。她不知道怎么回答,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催表姑,催得急了,表姑脾气也上来了,要么凶回去,要么撂电话。三奶奶想,要是实在不行就让女儿去相亲。这些年,亲戚朋友陆续给表姑介绍过几个人,表姑也和他们见了面,都没看上。“我其实不抵触相亲,有合适的也可以”,表姑告诉我,别人介绍的对象大多都在广西工作,有的在桂林,有的在南宁,还有的就在老家县城,“可我不想回来定居,不想生活在熟人社会里。”只身一人2000年,表姑从省内的一所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,先在隔壁县的一家装修公司工作了两个月,又听父母的话,回了老家当公务员。可表姑过得很不开心。她的工作机械而琐碎,每天都在填表、整理文件。办公室里年纪大的女同事也常端着茶杯,扯些家长里短,碰上她们,表姑总是点点头就走。久而久之,同事们开始在背后议论表姑,说她“性情古怪”、“不好相处”。表姑年轻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表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,她还是想去干自己的老本行,“年轻时不说胸怀大志,但总归是想做一番事业的”。当时,室内设计在家乡,乃至整个广西都不算成熟的产业,想去好的公司,只有去广东。2002年,揣着三奶奶给的800块钱,表姑只身一人到了广州,进了一家知名设计公司,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男朋友李源(化名)。做设计耗费心神,闲暇时,表姑喜欢看科幻电影,上“西祠胡同”看影评,在论坛里她和李源相遇了。李源是个文艺有趣的人,和表姑对电影的喜好也一致,在网上聊了几个星期,两人见面并确立了关系。但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太久,俩人在一起没几个月,表姑发现,李源是个花心的人,和她在一起的同时也在勾搭其他女生,表姑立马儿提出了分手。和李源分手后,表姑开始渴望过一种独立、自由的生活。她从原先的公司离职了,成为了一名独立设计师,靠朋友推荐客户,什么单都接,设计过别墅、美容院和写字楼,有了体面的收入。可独立设计师的生活并没有表姑想象得那么轻松,尤其是女性设计师。在公司时,表姑只用做设计,自己单干的话,从预算、测量、设计再到施工都得由表姑管。一次,表姑在装修一家美容院时,结算后,工人突然提出要多收钱。表姑本打算置之不理,没想到工人直接找到了她家,三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堵在门口,不让她出门。表姑吓得浑身发抖,不知道向谁求助,只好报了警。警察把他们带到了派出所,说这是普通的民事纠纷,他们没法干涉太多,让表姑先离开,不准工人跟着她。从派出所出来,表姑立马儿换了手机号,没过几天就搬了家。“那种时候真的很无助,很渴望能有个人来分担。”“婚姻不是必经的过程”表姑告诉我,对于爱情,她一直都是渴望的。但因为工作都是自己独立完成,没有同事,表姑的社交圈很窄,除了客户,几乎认识不了新的朋友。脱单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2008年,表姑30岁,身边的人陆续都结婚了。单身五六年的表姑也坐不住了,她在某婚恋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,填好基本信息和照片后,在择偶要求那栏写了六个字:“三观正、人品好”,对对方的职业、收入都不介意。表姑的征友信息吸引了不少人给她发私信,仔细筛选后,她连着见了五六个,有的是公务员,有的是生意人,还有的是同行,都没有满意的。直到碰上张天(化名)。张天在省公安厅工作,个头很高。第一次见时,张天开车去表姑家楼下,接她去吃粤菜,“一见面就有感觉”。表姑对张天有了期待,她甚至开始幻想,将来跟这个人结婚,会过上怎样的生活?要怎么装修二人的新房?有了小孩,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?但相处久了,张天却觉得表姑生活和工作状态都不够“好”,不适合和他组成家庭,“他说我个性太强、不安定”。做独立设计师的收入不稳定,有时一整年都在干活儿,有时连着好几个月都接不到单。忙的时候焦头烂额,闲的时候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。那时,表姑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深夜完成工作后,她喜欢穿着拖鞋、去电影院看夜场电影,再到烧烤摊点一份烤茄子、两瓶啤酒,喝到微醺,整个人都飘乎乎的,回家倒头大睡。一次,表姑和张天因为琐事大吵一架,气急之下,表姑提了“分手”,张天立马儿同意了。这段恋爱又没撑过半年。后来,表姑也有很接近婚姻的时刻。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在南宁工作,追了她很多年,表白过无数次。一天,他打电话给表姑,说,“我们单位要分房子了,但只有结了婚才能分到”。表姑明白,这是一次求婚。可她选择用沉默回应,对方只好悻悻地挂了电话。“其实,他如果能到广州来亲口对我说,指不定我会考虑答应”。表姑说,她想要的是一份勇敢的、确定的感情。在外漂泊多年,表姑单身的日子占了大多数。三奶奶怕表姑一个人打拼会太累,无数次劝表姑回广西来,就算不结婚,也有亲朋好友能依靠。表姑自然是不愿意的。在广州,表姑的身边有不少像她一样,年过40、依然单身的女性,她不会被视作“异类”,也没有人会天天催她结婚。她们每周聚一两次,一起吃饭、喝酒、唱歌,潇洒又快活。闲暇时,表姑喜欢和朋友去喝酒。受访者供图少女时代的表姑,喜欢张爱玲,读遍了她的所有小说。《倾城之恋》里,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让表姑沉迷。而随着年岁渐长,表姑渐渐明白,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本质上是苍凉时代背景下的悲剧,他们的婚姻是对世俗的妥协。表姑不愿意妥协。她期待爱情的降临,也做好了独自度过一生的准备。“婚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,但对现在的我来说,不是必经的过程”。至于“大龄剩女”的标签,表姑早已不在意。“别人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,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了。”如今的表姑,收入充裕,生活富足。工作之余,表姑会去白云山爬山、去郊区徒步。从去年开始,她还加入了一个义工组织,每周开车拉一堆生活物资,分发给荔湾区的流浪汉们。大年初四,表姑踏上了返回广州的路程。过阵子,她想自驾去云南,看看洱海,喂喂白鸽。听说,云南是个浪漫的地方,表姑期待能在那里遇上新的人、新的事。文|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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